4月12日，2018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在重庆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学者专家、企业代表3000余人参加了峰会，共同探讨各行业在互联网+助力下的发展与创新。 会上，腾讯研究院重磅发布了《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2018）》，对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展现，通过指数特征直观地反映了 2017 年数字经济在国内 351 个城市的发展情况，刻画出一幅“数字中国脉动地图”。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报告更为强调区域性，通过六大榜单全面了中国城市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状况。 报告总体分为四大板块六个篇章，并同步发布包括“年度互联网+总指数城市百强榜”、“年度数字经济分指数城市百强榜”等6大榜单，囊括政务、经济、生活、文化等多个领域。 以下为报告的文字内容全文，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大部分的图表、全部的注释、附录和一些结论的得出过程，如对报告完整内容有兴趣，可通过本文文末的方式获得完整版报告。
数字经济快速渗透。根据“互联网+”指数估算，2017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为26.70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22.77万亿元增长17.24%。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P）的比重由30.61％上升至32.28%。 数字中国脉动地图显示数字技术渗透呈现明显的区域辐射特点，国家级和区域级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增速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同时，部地区正在形成数字经济新的增长极、增长带。 数字化先行城市和数字后线城市发展阶段不同。数字一、二线城市的数字化过程已经深层次地进入到产业领域，而在后线城市，数字化应用场景仍然停留在高频刚需的政务服务和文化生活等领域。 数字发展不均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2017年，中国的数字化基尼系数为0.59，属于相对不均衡的状态，但相较2016年的0.62已经有了一定的下降，数字后线城市正在发力赶超。 数字中国是习总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广泛渗透进入公共服务、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宏观协调、总体把控、融合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务、数字生活发展也进入新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过去三年的数据积累基础之上，研究团队调整了以往“互联网+”指数的理论框架和组成结构，在上期“互联网+”指数基础上重组整合出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生活、数字文化四个分指数，编制出新一期，即第四期的的“互联网+”指数，力图全面呈现数字中国的脉动地图。 根据研究团队的测算，2017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为26.70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22.7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7.24%。相比之下，2017年我国P的增速为6.9%。数字经济占P比例也因此较去年上升1.67个百分点至32.28%。说明数字技术在经济领域的渗透率不断提升，符合“高质量”增长的要求。 总体看，按照新的框架体系计算，2017年“互联网+”指数总和为348.69点，较上一年度增长126.16点。 具体看“互联网+”指数的省份分布，广东省连续三年排名第一，江苏省、浙江省紧随其后，三省总和占全国的33.1%。市和分列4、5位。河南省表现出色，从去年的11名上升至第8名。 具体到城市，深圳市、广州市、市位列三甲。成都市、武汉市、与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差距逐渐缩小。长沙市再接再砺，跻身全国前十。 从“互联网+”指数的增速来看，、河南增幅最大，分别为97.03%以及91.85%。广西、山东增速也超过80%，这四个省、自治区的排名位次都上升3位以上。从排名动态变化中可以看到，在全国经济社会整体快速数字化的背景下，发展如逆水行舟，稍慢就等于排名后退。 从城市增幅看，2017年，数字中国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辐射效应。以长三角、广深、厦门、川渝、武汉、长沙、济南、郑州、西安、沈阳这些城市为局部核心，其周边城市的增幅均表现良好，反映在数字中国脉动地图中，可以看到华北、川渝、两湖、珠三角、苏浙一带红色明显。说明以指数高净增值区域为核心，带动效应明显。更为可喜的是，这些增长极正在由东部大省向部延伸。 研究团队依据指数框架的主要维度，通过聚类分析得到全国351个城市在数字中国地图上的分层结构，共五层。 比较不同层次城市的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生活和数字文化占比，不难发现，数字化越发达的城市，其数字经济占总指数比例越高，反之，后线城市中数字政务、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活等基础性服务占比显著高于较为发达城市。 具体看，由一线城市到五线城市，数字经济分指数的占比从76.17%下降到33.02%，数字政务分指数从11.86%上升到49.18%。将高频刚需的数字政务和数字生活指数除以数字中国总指数，得到不同层次的城市的这一比值差异显著，数字一、二线城市的数字化过程已经渗透进入到较深层次的产业领域，而在后线城市，数字化场景仍然停留在刚需的政务服务、文化生活等领域。 未来，随着城市的数字化进程，数字经济会逐步取代数字政务成为后线城市数字化进程的主要推手。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我国的数字化进程大致为一个从数字政务为主导，逐步转向数字经济主导的过程。 我国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均衡程度较高。“互联网+”指数中，4个一线个数字二线个城市的四、五线%。显示现阶段我国数字化发展显著集中于头部城市，后线城市与头部城市的差距明显。
为了进一步刻画数字化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我们将所有城市的“互联网+”指数进行排序，并以此来计算数字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各地区数字化发展不均衡的程度。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数字基尼系数为0.59，属于相对不均衡的状态。 进一步的计算显示，2017年的数字基尼系数相较2016年的0.62已经有了一定的下降，表明我国的数字发展不均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数字三、四、五线%，均大幅高于一线%，显示出后线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强劲动力。尤其是数字五线年增速不及二三四线年展现出了加速赶超的态势。 由此可见，虽然数字后线城市距离头部城市的绝对量仍然差距比较大，但是后线城市指数增长更快、潜力很强。随着后线城市的逐渐发力，数字鸿沟开始呈现出弥合的趋势。 在上一期的指数报告中，研究团队绘制了数字中国版图的雏形。今年的测算结果显示，数字中国持续快速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体量达到26.70万亿元，占P的比重上升由30.61％上升1.67个百分点，至32.28%。 当然也要看到各地数字化发展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互联网+”指数估算的数字基尼系数为0.59，属于相对不均衡的状态，但较去年有所缩小。究其原因，在中部的长株潭、郑州、开封，西部的川渝已经形成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辐射带，增速显著高于一线城市，这些城市构成数字中国的腹地，从中可以看到未来数字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 数字后线城市数字经济分指数增速领先全国平均水平，与数字一二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 2017年云计算增长迅速，用云量地理集中度相去年有明显的下降，说明云计算开始加速渗透入数字三、四线城市。 数字经济分指数覆盖医疗、旅游等产业元素和云计算、企业号等创新元素，体现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与各个传统行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分指数集中了与数字经济高度相关的用云量、企业微信以及数字产业相关指标，全面刻画中国数字经济的活跃度和发展态势。经测算，2017年数字经济分指数达到了202.65点，比2016年增长了70.05点，同比增长52.83%。显示我国的经济数字化水平正在逐年平稳快速提升。 广东领跑全国。江苏、浙江、分列2至5位，数字经济分指数数值差距仅在0.6点之间，明显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第二梯队。福建、四川、山东、上海、湖北和河南分列省级排名的5至10位，形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三梯队。 2017年数字后线城市数字经济分指数保持快速的增长，发展加速，增幅普遍超过数字一、二线城市，保持了去年的追赶势头，延续了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差距缩小的趋势。数据显示，头部前20名城市在全国数字经济分指数中的占比相较2016年下降了3.95%，数字经济分指数分布有趋于分散的趋势。 2017年，全国数字产业增长迅速，数字产业指数总和达到479.65点，比2016年增长175.50点，增速达到36.59%，增长幅度虽然较去年有所回落，但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广东省数字产业以100.89点远超其他省份排名第一，，江苏，浙江之间竞争十分激烈，相互之间只有不到1点的差距，位列第二、三、四名。 在市级排名中，以32.16点保持住了第一的，深圳，广州，上海，成都五市与去年排名相同，仍然高居排名2至5位。郑州，长沙两市数字产业增幅明显，双双跻身前十。 2017年各产业数字化发展呈现出比往年更大的行业间差异，不同的产业增速分化。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延续了去年的高速增长势头，在2017年增速分别达到371.90%、226.09%和79.31%。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行业，其三位数的增幅体现出在过去一年中这两个行业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 究其原因，这几个行业能够取得高速增长与移动支付在行业内的渗透和普及是息息相关的。以医疗行业为例，2017年一些地区率先试点，有关医保支付的政策被逐步放开，使得移动支付工具能够接入医保，大大提升了医疗支付的数字化程度。 在产业增速图谱的另一端，商业服务、生活服务行业在2017年增长放缓，商业服务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状况。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商业服务、生活服务等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已经相对比较高，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增速回落可能是行业数字化进程进入常态化的标志。 2017年数字产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总体上看，指数分布体现出明显区域辐射的特点，中心城市周边城市的产业指数数值普遍高于非周边城市。 而产业指数的绝对值则体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态势，中部、西部与东部的绝对值相差较大。然而，以湖北、湖南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和以四川、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在数字产业层面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力。 2017年产业指数的增长延续了2016年西高东低的局面，东部、中部、西部产业指数的增速分别为50.36%，67.37%，75.60%。产业发展速度西高东低的局面未来可能持续。 、深圳、广州在多数行业中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构成数字产业发展第一梯队。上海在文化娱乐、餐饮住宿和旅游等行业表现突出，但在医疗等行业表现一般，因此在数字产业总体活跃度上落后于、深圳、广州三市。部地区细分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交通物流行业，成都、重庆在交通物流指数中分列第四与第七位，与前三名城市的差距也比较小。交通物流产业成为西部数字产业发展的明星行业。 近年来，中央供给侧，推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信息化和数字化是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而云计算和存储则是信息化、数字化的重要推动力，是数字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 2017年全年用云量增长迅速，云存储、计算向数字中线城市渗透。指数结果显示，2017年全年，全国用云量为146.04点，比2016年的102.44上升43.60点，同比增幅达到42.58%。显示出在2017年，云计算在2016爆发的基础上仍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国内云计算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2017年用云量的聚集度有所下降。云计算已经开始加速渗透进入后线城市，助力后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2017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云计算指数的总值为72.20点，增幅为17.91%，在用云量中的占比为49.44%，相较2016年的59.78%有明显的下降。2017年数字二线%，数字三线%，数字四线%，均高于头部城市，成为用云量增长引擎。而数字五线城市仍在蓄力，增长较为缓慢。
云计算作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对于数字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数据显示，用云量与数字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2017年的用云量与数字产业指数显示出强烈的正相关性。而考虑产业发展一般滞后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团队也计算了2016年用云量与2017年数字产业指数的相关系数，两者显著正相关。 对2017年的数字产业指数分别以2016和2017年的用云量进行回归，研究团队发现两年的用云量均显著影响2017年数字产业指数的数值，显示当年与前一年的用云量均有可能对数字产业的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7年，全国数字产业增长迅速，产业间增速分化，数字化发展呈现出比往年更大差异。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延续了去年的高速增长势头，而商业服务、交通物流增长放缓。数字产业指数分布有明显区域辐射特点，中心城市周边城市的产业指数数值普遍高于非周边城市。 2017年全年用云量增长迅速，与数字产业对比来看，两者显著相关，可见，云计算作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对于数字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成为全国数字政务发展版图的核心区。成渝城市群势能突出，增速全面领先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政务数字化地区不均衡态势逐年缩小。2017年全国数字政务鸿沟为4.21倍，比2016年缩小3.34%。新兴科技的加速落地正在拉齐后发地区政务数字化水平。 与许多领域一样，也在加速推进数字变革。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中之重，基于互联网的一站式政务服务三年来持续推进，取得显著进展。 自2016年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各地加快了数字化步伐，积极通过技术创新来改善政务服务的供给。 从简单的信息查询，到节点服务可在线办理，发展到全流程完整服务供给更为全面的转型与。一组数据最有力。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在线%。 在这三年里，微信城市服务平台作为各级政务创新的载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截止2017年底，微信城市服务平台共累计服务全国362个城市的4.17亿名用户，覆盖全国85.98%的在线政务服务用户。服务类型包含、人社、公积金、交通、税务等30个类别，其中，可直接办理的服务数占到58.42%。 省级数字政务指数均值每年都在提高，从2015年的3.23提高到2017年的8.21，年均增速达到59.55%。标志我国各级部门在朝着建设更高水平的数字前进。 与2016年相比，数字政务指数省级排名出现了较大波动，前十名中仅广东、四川和福建的排名不变。广东仍处于领先地位，连续三年排在全国第一，2017年数字政务指数值为38.85，同比增长31.74%。在线服务的不断丰富、用户规模快速扩大、龙头城市的带动是支撑广东增长的三大因素。 2017年，广东省服务项目价值分和活跃用户规模分别同比增长了88.00%和32.86%，其中，广州、佛山、阳江增长尤其明显。数字政务指数值前4强城市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 进步最大的是山东，凭借数字政务第一的增速（71.34%）从2015年的第11位跃升至2017年的第2位，其主要原因是在过去的一年，山东上线服务项目数量的增多使得用户规模翻了一番多。 位次飙升的还有湖南，从2016年的第9位跃升至第3位，服务更稳定、项目更丰富、用户规模扩大且回流率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湖南位次的提升。江苏、上海和浙江与去年相比分别下降4、4和3个名次。
2017年，广州仍是全国数字政务指数值最高的城市，平台入口提供的服务项目数多达108项，其中83.33%为办理服务。广州也是办理服务占比最高的城市，出入境、公积金、税收申报、交通缴罚、户政、生活缴费、投诉举报等业务均可查询和办理，19个汽车客运站还实现了在微信上查询和购买车票。 深圳以微弱差距紧随其后。广佛同城化带动佛山也加快了数字化步伐，指数值紧跟广深之后，但总量与前两名大城仍有差距。而受益于深圳创新外溢和产业承接的东莞，移动政务发展同样亮眼，指数值紧随佛山之后，位于全国第四位。可以说，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也是全国数字政务发展版图的核心区。 重庆、成都、长沙的排名均进步两个名次，分列第五、第七和第八位。、上海、武汉下滑至第六、第九和第十位。 山东、山西长治在数字政务分指数全国351个城市中增速最快，分别达到225.61%和202.29%，其排名分别上升至第17、79位，这也是长治首次进入百强榜单，在全国整体增速大幅放缓的背景下实属难得。进一步分析显示，2017年，长治市微信城市服务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了456.54%，供暖费用缴纳、医保查询等更多刚需服务的上线是用户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成渝城市群在成都、重庆的辐射带动下，移动政务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2017年，成渝城市群数字政务指数均值为1.18，仅次于珠三角城市群。从增速来看，四个城市群中，成渝的增速最快，2017年数字政务指数同比增速达到40.52%，远超长三角的19.27%、京津冀的29.22%和珠三角的30.26%。 回顾“互联网+政务服务”三年的发展历程，政务服务数字化取得快速发展、百花齐放的同时，也向更广、更深、更高方向发展。 2017年，交通查缴、气象、人社、生活缴费、医疗、公共交通、车船票、教育、加油、出入境等是用户量最大的前10类服务。其中，在线查询办理交通缴罚用户量最大，服务了全国247个城市的超过5200万名用户。而自考、中高考成绩查询、高考通知书查询等教育类服务2017年用户量实现了303%的增长。 除了交通查缴、天气查询、生活缴费等民生服务的移动化，2017年移动便民服务还拓展到专业性更强、流程更复杂的司法、税务等垂直领域。 例如，市第一中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上海二中法院在微信平台上首次上线了申请卷、立案申请等服务，实现在线立案、网上阅卷等诉讼服务，省去了案件当事人来回奔波的麻烦，提高了诉讼效率。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的服务搬到微信平台上。 简单的查询办事功能数字化后，近两年“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始向流程更复杂、要求更高、更加完整的一站式服务迈进。 陕西工商微信办照就是典型案例之一。陕西省工商局手机微信端登记注册实现了全程电子化系统，是一场真正的行政效能。通过市场主体登记申请、受理、核准、发照、公示等全流程电子数据交换的方式，实现了无纸化、无介质、无收费办理电子营业执照的目标。通过手机微信应用，开辟全程电子化新领域，实现群众不出门即可办理工商业务，创造了半小时成功办照的最快速度，推动商事制度不断向纵深发展。 “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户感受到新的便利，用户满意度创新高。2017年，预约挂号、诉讼服务、交通缴罚、出入境、公积金、户安、车船票、加油充电、文化场馆预约等公共服务，用户满意度都达到了96分以上。用户整体回流率更是从2015年的8.55%提升到2017年的32.42%。 用户使用频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微信城市服务平台已经成为用户获取政务服务的首要平台。《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7年底，通过微信、支付宝城市服务平台获得政务服务的使用率为44.0%，为网民使用最多的在线政务服务方式。 政务微信的普及应用为政民互动、电子参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连接平台，且这种连接在不断强化。对比2015-2017年政务微信号发展情况发现，政务微信的连接密度在增强，即单个政务微信连接的活跃粉丝数在增多，比2015年增加76.04%。 作为电子参与的第一层级——提供在线年政务微信号发布信息数量达到新高峰。相比2015年，政务微信号平均群发的文章数增长117.98%。其中近七成增长来自四线城市，五线城市是第二大增长体，贡献了21.21%。但从文章点击次数来看，一线城市最高，五线城市最低。 再对比连接密度与数字政务指数，会发现两者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连接密度越大，数字政务指数越高，表明随着打造数字的举措不断丰富和强化，参与积极性更强。数字化使政民之间建立更强、密度更高的连接，进而帮助建立更公开透明的形象。而政务互动越频繁、电子参与积极性更高，又会反过来激励把政务服务做得更好，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部地区数字政务发展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西部数字政务指数均值为0.695，远低于领先的东部地区，后者为1.366。中部地区指数均值为0.702，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10。 在地区内政务数字化的鸿沟也明显存在，且数字化程度越低，鸿沟越大。其中，一线城市政务数字化程度最高，指数均值为7.2，城市间数字政务鸿沟最小，为1.18倍。五线城市发展水平最低，但数字政务鸿沟却达到2.83倍。 五线城市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是导致部发展缓慢以及五线城市内部极不均衡的主要原因，部共聚集了218个五线%。
进一步从时间轴来看，尽管政务数字化呈现不均衡态势，但这种差距在逐年缩小。同样依照上述公式计算而得，2017年全国数字政务鸿沟为4.21倍，比2016年缩小了3.34%。这也表明政务数字化已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且地区间的差距已在拉开。 另外一方面，移动互联的迅速普及、政务服务日益标准化、通用技术平台的复用等因素也降低了后发地区政务数字化的推进门槛，一定程度上也在拉齐各地的发展水平。 加快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进程是现今机构的一大重任，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能够促进产业蓬勃发展、增进参与，进而支持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 2017年，数字产业与数字政务的相关性更加显著。回归分析显示，2017年数字政务指数每增加1点，数字产业指数大约上升2.70点。该结果显示，数字政务指数与数字产业指数具有非常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数字政务指数高的地区，数字产业指数也相对较高；反之结论也成立。 研究团队推测，这是由于产业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投入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数字政务指数较高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质量相对较高，有助于数字产业的发展。 而另一方面，数字产业的发展也会推动加快信息化、数字化的进程，提升数字化水平，供给更加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 为了进一步探寻云计算与数字关系，我们将2016、2017两年的数据汇集为两期面板数据(Two-Period Panel Data)并进行差分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内生变量，并在回归分析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用云量的增量与数字政务指数的增量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云指数增长1点，数字政务指数大致上升0.279点。回归结果表明，云计算已成为构建数字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从各省政务云平台的建设进展也可以加以洞悉：已从基础设施云化向应用迁移进阶。 从数字政务指数发布三年来看，互联网与政务的结合日益紧密，不仅成为数亿中国网民获得政务服务的便捷渠道，更承载了各级部门数字化变革与创新的决心与举措。如何破解供需矛盾、提升服务效率、实现服务均等化，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政务服务全渠道输出成为常态，移动平台成为第一入口。2017年微信城市服务平台累计用户数超过4亿。缴纳交通罚款、开具纳税证明、社保/公积金查询、办理暂住证、港澳再次签注、补办车辆登记证、变更车主电话等服务均可在手机上一键办理。 政务服务数字化迈入深水区。由普适的便民服务拓展到专业性更强、流程更复杂的法人服务领域，服务节点数字化向全流程闭环服务整体上线%增速再次印证我国各级部门在朝着建设更高水平的数字前进。 政务数字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数字转型不仅需要认识到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还应具备长远发展的意识，提前布局新兴数字基础设施、提高数字素养，并把数字化能力建设视为能带来长期回报的一项投资予以关注和实践。 “社交指数”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重庆、深圳、成都、广州和上海。川渝的“龙门阵”、广深的“饮早茶”，线下的茶楼转移到线上一样好聊。 深圳、杭州、东莞、长沙、广州“连接”密度最高。西双版纳、怒江、和田、临沧、果洛居民“互动”频率最高。城市越大，“好友”越多，互动越少。 深圳、广州、、上海和东莞“社交支付”排名前五。和西安是唯二的进入“社交支付”全国前十的北方城市。咸甜粽子、盐糖豆腐脑之外，线上利是也有南北差异。 互联网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渠道，更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流行文化符号。、上海、深圳、重庆、广州是数字文化分指数最高的城市。 数字文化消费拉动上下游数字产业发展。上游文化娱乐产业与数字文化显著正相关——文化需求越多、文化产品供给越多。下游旅游与数字文化显著正相关——文化消费越多，出行和游玩的意愿越强。 数字生活分指数的数据来源是中国月活跃用户数最高的两款国民应用——微信和手Q，前者在中国主流人群中应用广泛，后者在青少年中持续活跃；微信和WeChat的全球月活已经超过10亿，手Q月活接近7亿，两个社交平台的集合基本覆盖中国移动互联网全网。 更重要的是，微信和手Q不仅仅是聊天工具，还承载其他重要的社会交往功能，如熟的“红包交流”、后的AA付款、随借随还的小额转账。 “数字生活”分指数由两类指标加权平均得到：一类是社交的连接和互动指标，一类是社交支付指标。以下对这两类指标分别进行分析，管窥各地数字生活风土人情。 “互动”衡量当地居民与好友间在联络的频次总数，指标包括信息发送总条数、朋友圈点赞数、评论数等。 “社交指数”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重庆、深圳、成都、广州和上海。川渝的“龙门阵”、广深的“饮早茶”，线下的茶楼转移到线上一样好聊。 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因素就得到各城市的“连接”密度，也即当地人均社交关系数量。“连接”密度高，当地居民社交软件中平均好友数量较多；“连接”密度低，则每个人的好友数少，通讯录比较短。2017年，深圳、杭州、东莞、长沙、广州“连接”密度最高。五座城市同为区域经济中心、人口大城，富有活力，更爱加好友。 用“互动”除以“连接”，得到单位“互动”频率，也即各城市居民与朋友间社交平台实质互动频次。社交关系有亲疏远近，是躺在通讯录里的沉默关系多，还是不断有互动的活跃关系多？可以通过“互动”频率来大致判断。沉默关系多，“互动”频率自然低；活跃关系多，“互动”频率自然高。西双版纳、怒江、和田、临沧、果洛居民“互动”频率最高。倒数五位分别是福州、、武汉、长沙、上海。
将所有351个城市的“连接”密度与“互动”频率做一个对比，会发现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连接”密度越大，“互动”频率越低。加入城市规模的维度，会发现越大的城市，人们手机里联系人越多（“连接”密度越高），而与每个联系人的平均互动次数越少（“互动”频率越小）。 这一现象可以有多种解释。或是大城市社交网络稠密，而人们的时间精力有限，所以在每个社交关系中投入的时间精力被摊薄；或是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关系网中很多半熟人甚至是准陌生人，而小城是相对封闭，人际关系较为简单，亲戚朋友互动热络；或是工作关系入侵朋友圈，这些数量众多的工作关系通讯录，而人们在工作之外与工作关系好友几乎没有互动，这一现象在大城市更为明显。 顺着工作关系入侵朋友圈的思，研究团队对比2016与2017年数据，发现城市规模与“互动”频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略有下降。这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在“互动”频率上与大城市逐渐拉平，或许说明工作关系对朋友圈的入侵正在从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渗透。 社交即场景。人情往来是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移动互联时代，这些基于社交场景的经济活动也有了新的形式。 2014年春节，微信红包击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交场景中的燃点。传统节日+人情往来+便捷支付，顺理成章地把线下的支付场景转移到线上，“社交支付”也就成了中国人数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交支付”包括样本城市微信和手Q中的红包和个转账总量数据，衡量的是在社交场景中使用支付的情况。2017年“社交支付”排全国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广州、、上海和东莞。从这一榜单中也可以看出，红包等社交支付在南方更为流行，和西安是唯二的两个进入全国前十的北方城市。 具体来讲，“连接”密度、“互动”频率与“社交支付”都显著相关，但方向相反——“连接”密度与“社交支付”显著正相关，“互动”频率与“社交支付”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总量大的，社交支付的总量也大；而互动非常多的，社交支付的总量反而小。 另一种可能性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社交支付”特性不同。大城市居民已经习惯在社交上进行支付操作，而中小城市的社交支付仍不普及。而“连接”密度、“互动”频率与“社交支付”的正、负相关关系只是城市特性这一隐含因素导致的。 支付是移动互联网形成闭环、线上服务形成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的关键。“社交支付”是培养用户使用习惯的重要渠道。在“社交支付”普及的城市，市场成熟，数字经济的发展条件会比较好，传统产业也比较容易接受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各类技术创新。 呈现在数据上，可以看到“社交支付”与“数字产业”、“用云量”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交支付”越发达的城市，“数字产业”总量越高，“用云量”越多。 互联网是天然的信息媒介。2017年，中国互联网平均每秒进入672.5G的信息，或为文本、或为图片、或为网页、或为视频、或为H5动画、或为直播、或为网游、或为小程序。这些流动的信息，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带来独具中国特色的数字文化体验。 互联网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渠道，更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流行文化符号。所以我们看到春晚上越来越多源自网上的“段子”，看到在建军节推出的“军装照”火爆朋友圈，看到故宫的《穿越故宫来看你》让雍正帝唱起嘻哈。 “数字文化”分指数汇总新闻客户端、视频、流、在线文学、网游等多种数字文化产品的使用总量数据，衡量各个城市在数字时代文化和领域建设进展状况。“数字文化”分指数排在全国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上海、深圳、重庆和广州。 直接影响居民对周围社会观感的，往往不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进行的深度阅读，而是极大量的、碎片化的、实时或者准实时的资讯类消息。 2017年打开新闻次数最多的城市前五位分别为深圳、广州、成都、武汉和长沙；看罢新闻留言评论次数最多的城市前五名分别为、深圳、合肥、成都和广州。
社交是数字文化产品的重要渠道，用户产生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是移动互联时代融合与数字内容产生的重要方式，似乎数字文化与社交活动应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数据的结论恰恰相反，“互动”频率与“数字文化”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网络社交中与好友互动越多的城市居民，沉湎于资讯、视频和游戏当中的次数越少、时长越短。 数字文化行业发展迅速、市场广阔，是支撑数字产业的重要支柱。各地居民对资讯、文学、影视、游艺类互联网产品的需求，与当地的相关上下游数字产业都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 上游资讯类、文学类“文化娱乐产业”的供给与“数字文化”显著正相关——文化消费越多、文化产品供给越多；下游的“旅游”与“数字文化”显著正相关——文化消费越多，拉动出行和游玩的需求更强。 本章列举的数据了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基础功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中国经历了生活场景的快速数字化和移动化。数字生活和数字文化，是数字中国的构成要素。数字社交的“连接”和“互动”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社交支付对消费者潜移默化的影响，构成数字产业和“用云量”爆发的基础。资讯和其他数字内容产品对文化娱乐和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互联网信息媒介的自然属性，赋予数字社交和数字文化特殊意义。两者是移动互联网最高频的使用场景，是移动互联网的最大入口，最强的黏性来源。虽然这些服务基本都是免费的，但却构成了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数字创新的不竭源泉。 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大部分的图表、全部的注释、附录和一些结论的得出过程，如对报告完整内容有兴趣，可扫描下图二维码下载完整版报告。 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在微信中添加腾讯研究院小秘书腾小研为好友与其沟通，腾小研微信号：tencentyan。（好友申请注明您的姓名、供职单位及职位，并说明指数报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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