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类型中，经济犯罪是重点，这些适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商法、行与刑法交织，需要妥善处理好不同法律之间的关系。 检察机关在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办理中，应当始终四“度”，持续加大民营企业力度，不断提升工作的化精细化水平。 当前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类型中，经济犯罪是重点，如非法经营、骗取贷款、合同诈骗等。这些适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商法、行与刑法交织，需要妥善处理好不同法律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体系中，刑法与民商法、行不仅在调整范围、功能作用、严厉程度上不尽相同，在适用位阶上也存在梯度，民商法、行处于先位阶，刑法处于后位阶。这也就是通常理解的刑法的谦抑性，不仅体现在立法上，也体现在司法中。 对刑法兜底条款的解释要谦抑审慎。经济犯罪表述中有很多“其他”兜底条款，例如刑法第225条第（四）项“其他严重社会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理解，要限缩解释的态度，只有与前三项具有实质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严重市场秩序，确有必要动法处罚的，才能被解释为该项内容，避免非法经营罪成为“口袋罪”，不当扩大“刑罚圈”。 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对于民事主体间的经济纠纷，要防止为一方民事主体利益动事手段，使民事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民事责任演变为刑事责任。 对创新行为保持适度宽容。准确把握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新类型案件的法律界限，严格区分不规范经营行为与违法犯为，防止简单“对号入罪”，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 对涉民营企业案件，要精确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杜绝类推解释，给企业家更准确的行为和更稳定的未来预期，以恒心办恒业。 犯罪构成解释要精准。经济犯罪中，有很多空白、简单以及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留待司法机一步解释，例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违反国家”等等，需要尽可能地通过司释、指导意见、指导案例等方式明确其含义。 历史案件处理要精准。对于民营企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规范行为，要罪刑、裁判、疑罪从无原则，精准司法，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刑事政策把握要精准。对涉罪民营企业负责人，要结合案件犯罪动机、犯罪情节、态度、企业经营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具体情况，精准把握认罚从宽的幅度，依法作出捕、诉决定。对于具有自袁惟仁老婆首、、退赃退赔等从宽情节的，要依法兑现政策。 对于涉罪民营企业负责人，要避免就案办案、机械司法，尽可能在刑事诉讼程序上体现司法温度，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创造条件，落实“六稳”“六保”。 扩大非强制措施适用。一般而言，民营企业家与企业联系较为紧密，被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更大，还可能影响职工就业收入和上下游产业链。因此，对涉罪民营企业家，除了依法应当的以外，应积极考虑非强制措施。对确有必要的，加强必要性审查，对案件事据已经固定完成，取保候审不致发生新的社会的，及时依法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 刑事诉讼程序从快处理。要加快办案节奏，提高司法效率，防止因诉讼拖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把检察环节的工作做到极致，减少不必要的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有效降低“案-件比”。积极推动涉企刑事案件“挂案”清理工作，防止涉企案件立而不侦、久押不决。 在刑罚执行方式上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便利。《社区矫实施办法》第26条，社区矫正对象确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所居住市、县的，应当经执行地县级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受委托的司法所批准。可以进一步细化政策，简便操作程序和手续，对参加社区矫正的民营企业家的正常经营活动给予更大支持。 要切实贯彻好“少捕少押慎诉”司法，实现对民营企业依法平等，还要把握好司法工作的范围和限度。 要把握好依法从宽的限度。对民营企业家从宽处理，要依照、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进行，不能超越法律搞“法外开恩”“宽大”。例如，对于依照法律只能从轻处罚的，不能减轻处罚降低应当适用的刑幅度。对于依法可能处十年有期徒刑以罚的，应当径行，不能取保候审。 要把握好对象的限度。对于民营企业范围，不能局限于大企业，应更加关注中小微企业。关于案件范围，一些特殊案件应当除外，如悖德性很强的自然犯罪（、猥亵儿童等）、犯罪、危害犯罪、暴恐犯罪等。 要把握好检察职能的限度。对涉罪民营企业负责人，要加强政策教育和释法，促使其真诚认罚，积极赔偿达成和解。要深刻认识到，不起诉并不代表不处罚，对具有行政违法行为的，及时移送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对企业存在管理漏洞的，及时提出检察，督促建章立制，完善合规体系。在作出从宽处理决定后，要持续企业是否正常经营，民营企业负责人是否积极为企业经营贡献力量，事先承诺的复工复产、社会责任等是否履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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