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新闻专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对外交往活力 成都领跑新一线 日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和公共政策所发布2018年《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综合社会、文化、经济与四个维度，分析中国49个主要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城市、全国P排名前20位城市等）对外交往活力。 “城市对外交往正逐步从幕后前台，成为中国对外交往新常态。”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的眼里，外交、早已不是国家“专属”。换句话说，在对外过程中，城市对外交往的分量越来越重。 那么，在中国对外的大门越开越大、“一带一”逐渐深化背景下，城市对外具有哪些特征？如何发挥助推器的重要作用？ 全球化时代，城市功能也日趋全球化。当前，全球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这个数字到2050年将增长到70%。城市化迅猛推进，也让城市对外交往从幕后台前。“我国对外交往行为主体正逐步从国家单一行为体向多元行为体转变，对外交往维度也从单纯的外交向、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维度转变。”于宏源分析，国家对外形式正在转变。 可以说，城市对外交往，已经成为国家对外交往新常态。诸如、上海、纽约、东京等国际化都市，在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然，对外交往并非一线城市的专利。以访华为例，首都早已不是到访的唯一选项。最近几年，重庆、西安、武汉、成都和杭州等新一线城市，都是热门的“访华第一站”。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发展程度有着密切关系。”通过量化数据，于宏源发现，随着当前城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不断提升。 特别是“一带一”实施以来，中国多个地区经贸类指数、交往类指数大幅上升，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展现出更为强大的活力。“城市对外交往是服务于一带一，并促进其由理论转向现实的重要助力。”于宏源如是说。 诚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发展程度不同，其对外交往活力也有所差别。总结报告数据，于宏源得出结论：“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存在东西差距，但不存在明显的南北差距。” “东西差距除了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其地理与也区别明显。地理方面，西部城市位于内陆，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相对阻碍更多；就而言，西部地区普遍不及东部地区，这也了该地区的对外交往活力。”于宏源表示。 但是，在报告中，作为西部城市的成都，成绩却异常亮眼，综合排名居第5位。在社会领域和领域分榜排名中，均位居第4位，是新一线城市中的佼佼者。 于宏源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成都是除上海、外，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未来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口稠密、交通便利、机构众多……成都的对外交往活力，正稳步提升。 “部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确有明显提升，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活力的城市。”于宏源认为，这与整体综合国力增强、西部大开发以及“一带一”等不无关系。 “一带一既包括国际与地区层面的沟通建设，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互联互通。对城市而言，一带一将全方位深化其对外交往活力，对西部城市更是如此。”于宏源说。 就在上周，广西防城港市南向通道投资推介会在成都举行，四川、重庆、广西等西部省份正“抱团”发展，积极打通南向通道。对此，于宏源也评价：“西部城市立足自身比较优势，打通南向通道、对接先进生产力，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自身城市活力”。 事实上，城市在获得“一带一”红利的同时，也在促进“一带一”落地。用于宏源的话来说，中国城市的参与，是“一带一”从向现实的落脚点。无论是交通设施建设、友城关系确认，亦或经贸项目签订，中国城市与国际城市之间的合作，无疑将中国推上了新阶段，也让“一带一”更加深入。 于宏源表示：“只有城市真正融入一带一建设，才能使其发挥其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改善产能结构的作用。” 而未来，随着中国对外的大门越开越大，推动共建“一带一”走深走实，已经站上前台的城市，对外交往也将愈发频繁，而如何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持续，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维持城市持续发展是关键。“发展是决定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要素，经济发展程度是决定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变量。” 其次，作为影响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重要因素，、社会、文化、经贸四项指标呈现出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这也要求城市在提升对外交往活力时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全面提升对外交往水平”。 最后，于宏源谈到，在不同指标关系中，经济与文化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城市对外经济交往频繁，不一定可以迅速为文化对外交往活力。因此，在文化活力建设上，需要不同城市重点对待。 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城市对外交往来说，注重高质量同样重要。“高质意味着对外需要全方位让世界认识中国，高量则指对外中的规模数量要达到较好水平，二者缺一不可。”于宏源说。 前世死因 |